，还只是对某人来一次恶作剧?他是在报复、铤而走险，还是只不过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在撒娇?他是在寻求什么东西，还是想逃离某个东西?

现在，这责任全落在我身上，要由我来决定该怎么办。报告警察?束手等待?在周围村子里打听查访?紧急处理?还是泰然处之?

这些青年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一流的农民，这一点不用怀疑。我们自己要花很大的劲儿做的事，他们轻而易举就干完了，连汗都没有出。他们也很可能是勇敢过硬的士兵。然而，他们总有一种忧郁的神态。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种族，一个完全不同的部落。既不是亚洲人，也不是欧洲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既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准备建立理想。他们生长在历史的旋涡中，他们生长在变化万千的土地上，那里一切都在进行试验。他们生长在一个只有蓝图的国家里，没有祖父母、没有祖先家园、没有宗教、没有反叛、没有奇迹的年代。生活对他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没有一件传家宝——没有一只五斗柜，没有一只金怀表，甚至没有一本旧书。他们成长的地方只是一个小村庄。住的是散落在几株幼弱小树间的帐篷和棚屋。看到的是篱笆和探照灯。听到的是饿狼的嗥叫和远处的枪声。约拿单，你中了什么邪、着了什么魔?

我现在帮不了别人多少忙。要说帮忙也只是在暗中摸索。也许我设法安慰了一两个人，采取了几个我认为必要的措施。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斯塔奇尼克是一个好人，跟我称得上朋友。他热心肠、感情外露，不过脾气挺犟。跟四十年前我在青年运动中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他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从来没听说他认过错。一次也没有。甚至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是如此。有一次，他有半年多不跟我说话，因为我用一张地图向他证明，丹麦不属于比荷卢经济联盟。六个月之后，他送给我一张便条，说我的地图“早已过期了”。但最后他决定跟我讲和，还给我买了一块可放在床边的小绵羊皮地毯。

至于我的好朋友约里克，他对国家或者基布兹运动的贡献不该由我来评说。我说的算得了什么?他的敌人说，他讲话像个先哲，但举止像个二流的政客。他的支持者对此回答道：“哦，他是有些谨小慎微。这一点没错，但他是一个有想象力、有理想的人！”

（让我顺便说几句，我本人不需要想象力，也不需要理想。我随着军乐团的音乐度过了一生，仿佛死亡已被取消，衰老已不复存在，痛苦和孤独已被驱走，整个宇宙只不过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