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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来的!”是用德语呼喊的,片刻之后突然又用波兰语重复:“站住,站住!”
水沟对面,“我的看守”向我奔跑而来,端着卡宾枪,像冲锋似的,十分的亢奋。“站住,站住!”
我站住了。看守穿过红莓灌木丛,摆弄着卡宾枪。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基辅?你们在策划政治阴谋!你们在这儿有秘密组织!号码,号码,写出你的序号!”
他恼怒着急得直打哆嗦,抽出一小片纸来,却找不到铅笔。我觉得灵魂正在出窍,但是立即就镇静了下来。
“对不起,你误解了。你没听懂波兰话。我刚才说的是棍子的事,安德列把棍子绑在犹太人的腿上了,还说挺可笑的。”在波兰语里,基辅是Kijow,棍子是kij,尤其是该词复述第二格,也是kijow,二者读音近似,甚至一样。
“是啊,是啊,看守先生,他就是这样说的。”大伙表示同意。
看守摆弄卡宾枪,好像要用枪把从水沟那面打我似的。
“我看你是疯了!今天我要去政治处汇报你去!号码,号码!”
“一百一十九,一百一……”
“伸出胳膊。”
“看吧。”
我伸出戴有文身号码的手臂,相信他从远处看不清楚。
“走近一点。”
“不许可啊。您可以去汇报,可是我不是‘白万卡’。”
“白万卡”几天以前爬上一棵长在警卫线上的桦树,准备砍些树枝做扫帚。在集中营里,用扫帚可以换面包或者菜汤。看守瞄准他射击,子弹斜着穿过胸膛,从后脖子处出去。我们把这个少年抬回营地。我走开了,很烦恼,但是,在拐角处,鲁宾赶了上来。
“塔代克,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以后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因为你会把什么都告诉他们的,说是我……唉,看你干了什么好事啊。怎么能够那么大声嚷嚷呢?你是想把我毁了吧。”
“你怕什么?咱们的人不会告密。”
“我知道,你也知道,可是,还是安全要紧。要保证安全。你,可以把皮鞋给看守。他会答应不汇报的。我跟他谈谈试试看。交给我办吧。我跟他打过交道。”
“好极了,会告诉他们的。”
“塔代克,我看咱们的前途黑暗。你还是把皮鞋给他,我再跟他谈谈。他人不坏。”
“就是活的时间太长了。皮鞋,我是不给的,舍不得嘛。可是,我有一个表。不走了,表面的玻璃也坏了,得看你的了。实在说,把你的表给他吧,不算什么损失。”
“嘿,什么话呀,塔代克……”
鲁宾拿走我的表,我听见喊声:
“铁道工!”
我跨过田野跑步过去。组长的眼睛闪出凶光,嘴角冒出白沫子。他一双手,大猩猩的大手,正在均匀地摇晃,手指头神经质地抖动。
“你跟鲁宾有什么勾当?”
“您都看见了。什么都看清楚了。我把表给他了。”
“什么?”他两只手慢慢地冲我的脖子伸出。
我吓得魂不附体。我纹丝不动(“这是一头野兽”——这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眼睛盯着他,一口气说出:
“把表给他了是因为看守要向政治处汇报说我有秘密活动。”
组长一双手慢慢松弛下来,耷拉在身边,下巴微微下垂,像天热时狗张着嘴一样。他听了我的话,不由自主地摇晃铁锹把。
“干活去吧。看样子,也许要用你的担架把你抬着送回营里去。”
就在这一刻,他做出了闪电般的动作,立正,脱帽。一辆自行车从后面撞了我,我向侧面跳了一步。我摘下帽子。整个哈门茨的老板,副指挥,跳下自行车,急得脸色通红:
“这个发疯的分队怎么回事?那些人身上绑了棍子走路,是干什么?是干活的时间嘛!”
“他们不会正步走。”
“不会?就把他们打死!你知道,又丢了一只鹅。”
“你还站着干什么,像个大傻子似的?”组长冲我吼,“让安德列去处理。滚!”
我抄小路飞奔。
“安德列,处理他们!组长命令!”
安德列抄起一根棍子就乱打。希腊人用手捂着头部,左右躲闪,跌倒了。安德列把棍子横在他们的脖子上,又站在棍子上摆动身子。
我赶快走开。
我从远处看见,副指挥和党卫队员走到我们组长面前,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组长用铁锹把做出大手势,帽子快要遮住眼睛。他们走了以后,鲁宾走到看守跟前。看守从椅子上站起,走近水沟,走上沟边的土坡。片刻之后,鲁宾冲我点头。
“你要感谢看守先生没有汇报你的事。”
鲁宾手上的表没了。
我道谢,然后向干活的地方走去。那个深得伊万信任的老年希腊人在半路上挡住了我。
“先生,先生,这个党卫队员是营里来的吗,啊?”
“怎么了?”
“这几天真的要挑人了吗?”
这个白发苍苍的干瘦的萨洛尼卡商人,在恍惚之中扔下铁锹,向上方伸出双手:
“我们的命运悲惨啊,上帝,啊,上帝!”
他暗淡无光的蓝色眼睛仰望着天空,天空同样是蓝色,没有光泽。
七
我们推起小车,小车装满了沙土,正好在铁板上滑出铁轨。四双干瘦的手推它,拉它,摇晃它,到底活动了,我们抬起前车轮,放回铁轨,在轮子下面垫上楔子,就在车轮落下的瞬间,我们松手放开了它,直起腰来。
“集合!”我呼叫,从远处传来吹哨声。
小车沉重地落下,车轮陷在土里。有人拿走没用的楔子,我们把车里的土直接卸到铁板上。明天可以收拾好的。
我们去集合。片刻之后,我们就看出来,钟点还早,太阳还高挂在天上呢。集合时,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