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原谅！请明天来吧。明天也同样上演格仑瓦尔德！每个人都能看到！”他喊得声音沙哑了，越来越沙哑，像公鸡打鸣似的，声音出不来了，他放下双手。

他们把他从入口推开，撕下他的袖章，扔在地上用脚乱踏。他们冲向大门，大门吱扭几声，但是门锁没开。

“哼，没一点头脑。”编辑觉得有意思，把我拉到车库的另外一面，到了演员进出的小门。我们钻进看台，和剧院值勤警察干脆利落交代好之后，我强烈地觉得，这一回我当了一会儿官员。

我们坐在将军们的后面，第二排，舞台上黄色的光线也落在第二排上。狭窄而长得出奇的大厅的其余部分都沉入蓝黑色的昏暗之中，从这昏暗里，一张张受到强光照射的脸一闪一闪的。外面传来乱推乱砸的人群愤怒的呼号，受到推挤的铁门发出吱吱的响声。所有的人都望着舞台。

因为舞台中心有强光照明，女歌手衣装鲜艳，色彩斑斓，扶着演奏爱国曲调的撑开了音箱的黑色三角钢琴，红脸蛋像命名日的婴儿，金发蓬松，身穿克拉科夫式的服装，头戴尚未成熟却已长出麦穗的花冠。手指头提着长裙子，昂首远望幕布，远望天花板，远望天空。

几个青年在她周围，他们穿着集中营的囚服，拉着连接在她腰部的带子。这几人里有我认识的：他们是名气大的阿拉赫集中营的文书，囚衣都很合身，一定是早在集中营的时候特别定做的。其他人则穿着连体工作服，在舞台旁忙乎着，在歌手旁边，推着独轮车，扛着铁锹、铁镐和鹤嘴锄。

舞台最前面，差不多到了边缘，站着粗胖而热情的男演员，他一手指着女歌手，一面激情结束诗朗诵：

以圣母的名义，波兰啊，我们是你的孩子、士兵和工人！

大门破裂的可怕声响和蜂拥挤进已经爆满的车库的人群发出的凯旋狂吼，与巨大的欢呼鼓掌声、观众如痴如狂的爱国口号呼啸混合在一起。稍微安静一点的时候，幕布重新拉到两侧，以便再次展现象征共和国的红脸蛋女歌手和她的情人——两眼着迷直勾勾盯着她的那个男演员；这时候，编辑终于好歹凑到座椅边缘，向我倾身，为表示真正的满意心情，放开嗓子高声说：

“很可惜，没有把木床也搬到舞台上来！一流的红脸蛋共和国象征！值得出一条桃色新闻！”

四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留在这个集中营里不走？什么也不能把你拉走吗？”那个姑娘俯身向我，真诚地问道。她过度丰满的胸部隔着上衣直摇晃。在她呈现乳白色的彷徨目光中，映射出本人突兀而细小的身段。我抬起头来，想要亲吻她湿润、微张的双唇。她皱起眉毛，躲开了。

“什么也拉不走我，我哪儿也不去。”我懒洋洋地叹了一口气，迷迷糊糊地倒在发出腐烂针叶气味的地面上，“你不是还一直挂念你那个留在波兰的小子吗？”

她用手掌遮住了我的嘴。

我们上方，松树林高耸入云，松涛阵阵。风儿吹过树干，沙沙作响。阳光在松树树梢被分割，像羽毛飞箭一样落在森林深处，射进浅绿色的草丛，而那草丛则有阳光照射，像纤细的金丝似的，同时充满夏日慵懒的气息。草丛发出吸引人的温暖，像女人的躯体。迷路的牛虻像小轰炸机似的在头顶上方轰鸣，继而落在毛蕊花茎上。

“钻进海螺，像长毛小狗钻进一碗牛奶似的。”我说，不喜欢那虫子。

“倒像趴着窗台的孩子。”这个姑娘感叹，“我原来看护了多少个孩子呀。我就讨厌孩子！”她大叫。受惊吓的牛虻愤怒地抖动一下，飞走了。“走，”她突然决定，“已经晚了。瞧，树林光线暗了。四点钟了！五点钟了吧？”她向上仰望松树树梢，那树梢受到轻风的吹拂。“噢，太阳快下山了。”她弯着腰，拍掉裙子上的松针，梳理一下头发。

“走，”她蓦地不耐烦起来，推开我的手，“跟我走！喂，跟我走！我害怕巴勒斯坦！”

沥青路蜿蜒穿过森林，到达栽种了杨树的河堤。

“尼娜，你看，”在森林边缘，我打破沉默，拦腰抱住她，“德国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也想那样生活，你明白吗？没有集中营，没有军队，没有爱国主义，没有纪律约束，正常而自然，不是做样子给人看！不要大锅里的清汤，不必考虑波兰。”

“所以嘛，”尼娜接过我的话，“跟我一起到西方去。我是真正自由的。”

“波兰那小子呢？”

“我会忘记他的。”

“可到现在不是还没有忘记吗？”

“没有别人，所以还没有忘记。”

“真的没有？”

“和我一起离开波兰的那些人，”沉默片刻之后，她颇费思量地说，“都是陌生人。可以离开他们。你跟我去布鲁塞尔吧。我一个姐姐在那儿，嫁给了一个富有的比利时人。我要去学医。”

脚下的沥青发烫。头上高耸的杨树摇曳，树冠接触到了军营的红墙和塔楼。绿阴掩蔽红墙，却留下光点，像成熟的苹果，像长桥一样飘浮在城郊民居屋顶上面，淡蓝色的轻烟将其染成玫瑰色，像是丝绸飘带。

“尼娜，跟我一起留下吧。”我说，出其不意地，“我在这儿一无所有，但是我会有出头之日的。有好朋友帮助，有我离不开的书籍。我一直在收集图书，你知道吗？我怕冒险，我目睹过太多的死亡，所以不能再被人打死。让别人冒险去吧，为什么又是我？我有什么权利呢？”我打住了，在脑海里寻找为我服务的权利，“没有！你明白吗？没有！”我压低声音，凝视她的脸，似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