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售酸奶代用品的农村婆娘，以及满载货物的列车、废墟上方正在变得更昏黑的天空，还有林阴路上的行人、新装的窗户，甚至正在清洗盘子的妻子——我竭尽全力集中精神，渴望捕捉到所见事物、事件和世人的真实意义。皆因我期望写出一部伟大永恒的史诗作品，要无愧于这个依然没有变化的、难以对付的、酷似从石头中雕刻出来的世界。

一个真实的事件

献给斯泰方·茹尔凯维奇主编当时我心里想，我必死无疑。我躺在光秃秃的麦秆垫子上，盖着一块毯子，毯子发出以前在这儿躺卧过的人已经干燥的粪便和脓血气味。我极度虚弱，连挠痒痒或者赶走跳蚤的力气都没有，大腿上、腰背上和肩膀上，到处长出了大片的褥疮，紧包在骨头上的皮肤发红，像刚刚被阳光晒伤一样生疼。我对自己的躯体感到十分厌恶，只有在倾听他人呻吟的时候，才略感轻松。有时候想，我会因为干渴而憋死的。我张开干燥的嘴唇，幻想着一杯清凉的咖啡，同时不假思索地仰望敞开的窗户外面一片空旷的天空。看样子要变天下雨了，因为灰白色的、尸体形成的浓烟在屋顶上方低垂盘旋，屋顶上的沥青融化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像水银一样。

臀部和后背的肌肉开始发痛，像火烧一样，于是我在粗糙的垫子上费力转身，把一个拳头垫在耳朵下面，抬起眼，探向旁边床上那个虚胖的人、狱卒组长克瓦希尼亚克的方向。他身旁的小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和一个咬了一半的苹果，还有一块干得掉渣的面包。床脚下，一个盖着被单的硬纸箱子里藏着等待成熟的绿色西红柿，那是挂念他的妻子寄来的。

组长克瓦希尼亚克忍受不了无所事事。他很怀念在妇女营房干活的小分队。现在他感到寂寞无聊，在医院里干活，剥夺了他唯一的乐趣：大吃大喝，因为他患肾病。原来在他旁边床上躺着的是一个荷兰犹太人，演奏小提琴的，因为肺炎刚刚死了。一听到我这床垫子的沙沙声响，克瓦希尼亚克就必定支起胳膊肘，眨着肿眼泡的小眼睛看过来。

“你终于睡醒了。”他几乎掩饰不住地往上冒火气，恶狠狠地说，“你接着说故事吧。一个差不多十分健壮的人，硬是像一个穆斯林似的躺着，讨厌！好些日子没有在穆斯林里挑人了。”

低俗故事书的故事梗概、探险电影的故事、大剧院保留节目的戏剧剧情，都不能满足他；浪漫主义作品的夸张叙述，他也是不堪忍受的。但是，他常常刨根问底地追问荒诞可笑的言情故事的细节，此时我必须想办法说服他，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的确，我把曾经经历过的全部有趣的事，向他和盘托出：我姑姑的情人，一个猎场看守，晚上总是在她的窗下弹吉他；在物理课上，为了给老师捣乱，我把一只公鸡关在笼子里，可是该打鸣的时候，它却不出声；一个嘴唇长出大包的女孩，因为波兰九月事变和我往来密切；等等。我还对他谈我历次恋爱的经过，毫无保留，但是深感惋惜的是，一共才有两次。我诚恳地用最简洁的言语，实话实说，说的全是事实。但是，时间过得慢极了，我发烧却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感到干渴。

“我蹲监狱的时候，有一个少年被送进我们的牢房。他说，是一个警察把他带来的。大概是因为嘛，这个少年用粉笔在墙上乱写乱画。”我缓慢地说着，舌头不断舔着嘴唇，极力用有意思的词句述说看《圣经》的少年的故事（几年以后，我在一篇小说里又重复了这个故事）。

少年带着一本《圣经》，整天都在阅读。他不跟别人说话，同伴对他提出问题，他的回答总是简短而勉强。下午，一个犹太青年被问话之后回到我们的牢房。他看了看少年，说过去在盖世太保总部见过他；还补充说：“就承认你是犹太人吧，像我这样。用不着害怕，在这儿，大伙儿都是朋友。”读《圣经》的少年说，是警察把他送到这儿来的，而且，他不是犹太人。到了晚上，他和其他几个人就被带走了，在后院里枪毙了。

“先生，这个少年呢，”我赶快结束又一个真实的故事，“名字叫兹比格涅夫·纳莫凯尔，还说自己是银行经理的儿子。”

克瓦希尼亚克组长在沉默中站了起来，开始从床脚下掏东西，从硬纸箱子里摸出一个西红柿，在手里攥着，踌躇片刻。

“这不是你亲身经历的事，”他严肃地说，斜着眼睛瞧着我，“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一点——你知道吗？他在这儿住过医院，你说的这个兹比格涅夫·纳莫凯尔，得了伤寒，像你一样。就是在你现在用的这张床上死的。”

他背靠一个大枕头，那个西红柿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

“你可以喝那杯咖啡，反正我是不能喝的。”他思忖了一下，说，“以后你不必再给我说什么故事了。”

他把西红柿扔在我的毯子上，递过咖啡，瞧着我把嘴唇贴近咖啡杯子，兴致勃勃地。

施林格尔的死

党卫队下士施林格尔在一九四三年完成了集中营头目布置的任务。所谓头目，就是比尔克瑙集中营男部D劳动营的直接指挥官，而比尔克瑙集中营又属于散落在整个上西里西亚的大大小小集中营的巨大聚合体，这些集中营在行政上隶属于奥斯威辛的中央集中营。施林格尔身材短小敦实，长着一张丰满的肥嘟嘟的脸，浅黄色的头发像亚麻似的，梳得紧贴在脑壳上，眼睛是蓝色的，总喜欢眯缝着，嘴唇紧闭，面颊微微上扬，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