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文宗能够"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③。考官见刘蕡策，皆叹服，但畏宦官而不敢录取。

　　四年，文宗以宦官势力强盛，弑杀宪宗、敬宗的宦党尚有在身边者，尤其是神策中尉王守澄，招权纳贿而不能制之，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宋申锡主张"渐去其威权"。文宗以宋申锡"沈厚忠谨，可倚以事"，便擢为同平章事。五年，文宗又与宋申锡"谋诛宦官"，宋申锡引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晓谕之。王璠泄其谋，王守澄、郑注知之，使人诬宋申锡谋立文宗弟漳王，被贬而卒。其后，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郑注又引李仲言（后改名训）见王守澄，荐于文宗。

　　宋申锡贬死后，宦官愈益专横。文宗"外虽包容，内不能堪"。李训、郑注揣知其意，多次以"微言"打动文宗。文宗以其可与谋大事，二人亦以"诛宦官为己任"。当初，拥立文宗，宦官、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也有功，而王守澄抑之。李训、郑注为分王守澄之权，于九年五月以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九月，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十月，李训、郑注请除王守澄，遣中使就其第赐酖杀之。

　　王守澄死后，李训、郑注欲尽诛宦党。郑注赴凤翔召募壮土，李训在朝中聚集力量。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早朝，金吾大将军韩约奏称其衙中石榴树上降有甘露，欲诱引宦官到金吾卫衙围而诛之。当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带领诸宦者前去视看时，发现有变，急拥文宗还宫，出左、右神策兵闭宫门、索诸司、捕朝官。"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诸司印及图籍、惟幕、器皿俱尽。"预谋的李训、郑注和宰相王涯、舒元舆、贾。。以及王璠、郭行余、罗立言、韩约、李孝本等十余家，"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①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

　　（3）矫旨另立开成四年（公元839　年），因上一年太子永卒，复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五年正月，文宗病危，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引宰相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皇太子监国。两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矫诏立穆宗第五子颍王瀍（chán　，音蝉）为　皇太弟，以太子成美年幼，复封陈王。文宗崩，仇士良说皇太弟赐杨贤妃、皇弟安王溶、陈王成美死。皇太弟瀍即皇帝位，为武宗，第二年正月改元会昌。

　　会昌元年（公元841　年）三月，武宗利用仇士良与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的矛盾，趁机将两枢密除掉。三年六月，仇士良深知武宗颇"忌恶"自己，便以老病求致仕。其党送归私第，仇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②　《旧唐书》卷17　下《文宗纪下》"史巨曰"。

　　③　《资治通鉴》卷243　文宗太和二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45　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

　　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①这番话从反面告诉了为君者，当何以作为！

　　会昌五年秋冬以来，武宗服方士金丹，已觉有疾，但秘其事。六年正月，疾久未平，不能视朝。三月，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下诏以皇子冲幼，立宪宗第十三子光王怡为皇太叔，更名忱，令权勾当军国政事。武宗崩，皇太叔即帝位，为宣宗，第二年正月改元大中。

　　追溯一下宪宗之后五帝的世袭，穆宗为宪宗第三子，敬宗、文宗、武宗分别为穆宗的长子、次子、第五子、宣宗乃宪宗第十三子，亦敬、文、武之叔。

　　2。朋党之争在内廷操纵废立、大干国政的同时，贯穿穆、敬、文、武、宣五朝外廷、影响朝政的另一要事，便是朋党之争。贯穿这五朝的党争，大多称其为"牛李党争"，以牛僧孺、李德裕分为两党的代表人物。不过，这种说法并不确切。

　　（1）记载纷纭关于"牛李党争"，不少记载都以宪宗元和三年四月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李德裕父、宰相李吉甫恶其直言，泣诉于宪宗，遂贬考策官杨于陵，牛僧孺等久不能升迁为起因。《资治通鉴》基本上作如是观。唐宋时的一部专书《元和朋党录》，记牛李朋党始末，更是"自牛僧孺试贤良"始。①《旧唐书·宪宗纪上》、《唐会要·制科举》关于此事的记载，均不涉及李吉甫，只称"权幸恶之"、"权幸或恶其诋己"。再从3　人对策唯一保留至今的皇甫湜《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看，其议论锋芒所指是宦官专权，而非指李吉甫。其论策最激切的文字："岂可使之（宦官）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呼？此壮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泣愤而不能已也！②皇甫湜还建言"日延宰相与论义理"，以去"汉末之祸"。"汉末之祸"，亦即宦官专权。

　　关于考策官杨于陵被贬，其墓志铭这样记道："会考制举人，奖直言策为第一，中贵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为岭南节度使。"③所谓"中贵人大怒"，与皇甫湜对策的基本内容正相对应。前面提到的《旧唐书》、《唐会要》所云"权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