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的瑜伽术，是一种朴素的身心修炼方式，--静坐、安心、数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把这种方式吸收进来，带上了宗教色彩。随着佛教的分化，禅也呈现出不同的种类，其中最主要且最有影响的是小乘禅和大乘禅。

　　小乘禅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修行方法，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所谓"四禅"，分别为：初禅，即通过"寻"、"伺"的思维活动而"厌离"欲界，在精神上感受到一种"喜乐"。二禅，即进一步摒弃由文字符号为思考对象的"寻"、"伺"而形成内心的信仰，并通过禅定本身获得一种喜乐感受。三禅，舍去二禅的感觉，通过正念和正智使自己处于非苦非乐的境界，获得"离喜妙乐"的感受。四禅，即一切喜乐感受皆舍弃，进入"不苦不乐"的境界。八定是对四禅境界的进一步趋越，依次经过"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走"、"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定"的阶次，使习禅者进入绝对寂静的境界。九次第定，就是在八定之后再加上一个"灭受想定"的阶次，止息一切心识，灭尽一切思想和感受，得到涅槃境界，完成最后的修行。

　　大乘禅是对小乘禅的发展，禅义的范围更宽泛些，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大乘禅不再局限于静坐冥思等固定的形式，而是将禅的修行方式用大乘佛教的理论给予详尽的说明，使禅成为一种观悟佛理的重要方式，形成通过禅观而证悟诸法实相之理的"实相禅"。大乘禅还用禅观解释"佛"，提倡念佛修行时，要求习禅者体悟到诸佛如来皆是人心所现的大乘佛理。两汉相交之际，印度佛学东渐，传入中国，禅和禅学便逐步在东土华夏生根发芽。

　　东汉末年安息高僧安世高来华，翻译了不少小乘禅经，并将禅定、禅观与数法结合起来，形成禅味十足的"止观"学说，是后来的禅宗北派渐悟思想的源头。而与安世高同时代的大月氏高僧支娄迦谶，则翻译和倡导大乘禅法，侧重于"本无"（性空）学说，这是后来的禅宗南派顿悟思想的源头。两晋时期，随着鸠摩罗什与佛陀跋陀罗的来华传法，禅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鸠摩罗什的贡献在于使禅学与大乘般若学相结合，而佛陀跋陀罗的影响则在于使中土禅学专门化。佛陀跋陀罗在长安大弘禅业，后到南方传法，使行义理之学的南方兴起了习禅之风。

　　继僧肇完成般学的体系建构之后，南北朝时期的高僧慧远和竺道生又综合大、小乘禅学，并渗入儒、道思想，分别完成了"法性"说和"涅槃"学，提出了"法性不变"和"顿悟成佛"的宗教口号，为禅学中国化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

　　梁武帝时，西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依《楞伽经》在华弘扬禅法，倡导"专唯念慧，不在语言"的思想，称是承灵山法会，拈花微笑的如来心印，标榜"忘言、忘念、无得止观"，"贵领宗得意"，绝不拘守于经文。达摩的门人有慧可，慧可再传粲禅师、那禅师，自成一派，当时被称为"楞伽师"。隋代传至道性，提倡"念佛心是佛"，树立起"即心即佛"、"心净成佛"的思想。道信传法于弘忍，弘忍开创"东山法门"，首次标出不立文字，顿入法界，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为中国禅宗的开创奠下基石。弘忍彻底改变以往禅师"一代一人"的单传线路，法门大开，当理与法，分头并恢，以致于出现"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的局面。弘忍门下学人云集，禅学遂分为两派；神秀开禅学北宗，慧能开禅学南宗。由于后世禅宗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南宗，所以人们常以南宗与中国禅宗划等号。换句话说，是慧能真正将禅学脱胎而变成禅宗的。

　　上述粗线条的勾勒，试图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禅宗渊于禅学，禅学渊于禅；从禅到禅宗的进展过程，就是禅学中国化而最终成为禅宗的过程。2。慧能的宗教革命慧能之所以能将禅学脱胎而成为禅宗，关键是他在佛教界首次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宗教革命意义的主张。

　　慧能（公元638-713　年），俗姓卢，原籍河北，生在广东新兴，据他的自序称："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①幼年以卖柴为生，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他24　岁时，到湖北黄梅，投奔禅宗第五祖弘忍门下，砍柴舂米，属寺院的低下阶层。弘忍将传法给他的弟子，让他各作一偈阐明佛法，寺院最有学识的禅僧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认为此偈"未见本性"，于是也诵出一偈，让人帮他写出，示于寺中。偈文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姓（性）常青（清）净，何处有尘埃？"①此偈是对神秀偈文的批判，表达的唯心主义思想更加极端。弘忍认为，神秀只获禅学皮肉，而慧能已得禅学精髓，于是将衣钵暗中传给慧能，并差其逃离黄梅，到岭南传教。慧能在岭南一带隐伏活动十多年，晚年时名声大振，南宗禅的影响迅速遍及全国。

　　慧能的宗教革命，既是对旧的佛教各派的彻底清扫，又是对禅学内部的革新。其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坛经·自序品》。

　　①　《坛经》：《大正藏》卷四十八。曹溪原本后二句作"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节所引慧能原句皆出自《坛经》，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