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闽浙总督邓廷桢的奏折，要求拨银15万两作为军费。结果他由内阁明发上谕进行驳斥：“现在该夷仅只防守，并未敢四出滋扰，邓廷桢等所称腹背受敌，未知所受何敌？该夷因闽浙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戢兵。邓廷桢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525页）内阁明发上谕与军机字寄上谕不同，后者是保密的，前者是公开的。道光帝对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势必会影响清王朝内大小臣工。

　　[77]　道光帝对此事极为感慨，可见9月19日在裕谦奏折上的一道朱批：“所见大差！远不如琦善之遵旨晓事，原字原书，一并封奏，使朕得洞悉夷情，辨别真伪，相机办理。若似汝之顾小节而昧大体，必至债事，殷鉴具在，不料汝竟效前明误国庸佞之所为，视朕为何如主耶？……”（《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75页）

　　[7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506页。

　　[79]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

　　[80]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9—31页。除原设兵丁和陈化成所调兵丁外，伊里布实派援兵共计4600名。

　　[81]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39—40、63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77—378页。除原设防的宝山、上海、崇明三处外，伊里布另调兵协防金山、南汇、奉贤、华亭、常熟、海门等处，并以江宁将军坐镇京口（今镇江），指挥长江内的防御。

　　[8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77—379页。

　　[83]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52、57、60—61、62—63页。

　　[84]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69页。

　　[85]　伊里布获此重咎，主要是道光帝训斥他的谕旨中有“妄行驰奏，徒劳驿站”一语。按照清代制度，擅用驿递是很重的罪名，于是吏部议奏的处分是“革职”，道光帝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次年开复。

　　[86]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57—58页。

　　[87]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66—68页。伊里布因浙江木料短小，要求从福建调入。道光帝后来谕令：“所请赶造船只之处，恐缓不济急，徒劳无功，著毋庸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09页）

　　[88]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4—45、48页。

　　[8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00—401页。

　　[90]　就在此时，浙江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于8月26日又奏请调派闽、粤水师各2000人援浙。道光帝于8月30日收到此折，旨意又有动摇，命伊里布“详审情形，悉心商酌，应否调拨之处，具奏请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13—414页）。伊里布收到此谕时，计划已变，也不再要求派援了。

　　[91]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70—71页。关于收复定海的水师问题，伊里布似乎显得语无伦次。他称：既然闽、粤水师不能北上，收拾定海水师的溃兵败将，再募一些水勇，亦可充一时之需。

　　[9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09页。

　　[93]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71页。

　　[9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59页。

　　[9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66—467页。

　　[96]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92页。

　　[97]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79—81页。

　　[98]　伊里布在其奏折中称：英“五桅夷船一只”、“杉板船两只”行至慈谿县观海卫洋面，“夷众蜂拥登岸”，清军“奋力迎击”，击毙“夷匪”7人，生擒4人，英船“逃逸”。后又行至余姚县利济塘，余姚县地方官派哨船两只引诱，英船误陷软沙，清军生擒“夷匪二十二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503—504页）。这一说法与英方记载完全不同。英方仅称其航行失事。

　　[99]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85、493页。很可能伊里布已知琦善在天津的公文处理方式，在与英方的文件交往中，使用“照会”这一格式。又，伊里布照会中所提到的“通商”一事，系指1840年7月英军在浙投递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一事。

　　[100]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86—87、493—495页。辛好士显然不知风鸢号之事，于9月25日的复函中要求提供被俘人员名单；至于归还舟山，称将等到伯麦回舟山后再“转呈阅查”。伊里布9月28日复照中，声称释俘一事“必须恳乞天恩”，即得到道光帝的批准，这就反过来表示自己是愿意释俘的；他还要求伯麦回舟山后对归还定海一事“缕析详复”。

　　[101]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82—84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