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档岛163位，巩固炮台40位，总数为379位（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196-198）。宾汉称：镇远炮台22位，上横档岛163位，巩固炮台22位，总数仍是379位（《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157—158、318页）。《中国丛报》一文称：武山一带清军共有火炮205位，巩固炮台30位（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176-179）。清军的兵勇数字据《琦善亲供》（《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73页）。又，此处兵勇、火炮仅为正面战线数字，若连带三门水道、太平墟、虎门寨等处，清军兵勇将超过1万名，火炮数超过450位。

　　[20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5页。

　　[204]　此次战斗经过的记叙，综合下列资料：琦善奏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42—843、854、1101；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75—185页；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333-344;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112-120;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55-6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176-179.

　　[205]　1841年1月9日，道光帝收到御史高人鉴的奏折，称琦善“懦怯”；1月12日，又收到太常寺卿唐鉴的奏折，称琦善“苟安”，“难为主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45、660—661页）。这些议论对道光帝影响很大，以至决定换马。以后道光帝的朱批，多作“与逆夷翻如莫逆”、“因何丧心病狂”、“遇此不忠督臣”、“一片呓语”。在上谕中更有“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之语。这些言语根本不切实际，而是指责其道德了。

　　[20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16页。我不知道，道光帝的这一“要命”的朱批，与后来琦善判为“斩监候”有无关联。

第4章 广州的“战局”[1]

　　虎门战败了。英军开始猖獗于广州内河。琦善罢免了。新的主帅正从江西和北京赶来。战争将在广州一带展开。

　　虎门之战的事实已经说明，清军拒战必败。但是，道光帝由内阁明发的革拿槛押琦善的上谕中，有这么一段措辞严正的话：

　　（琦善）被人（指英军）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失天良。[2]（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此，道光帝将琦善对军情的如实陈词，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要挟”道光帝的“危言”，并予以道德的斥责。这实际上也下了一道钳口令，封住了杨芳和奕山的嘴巴：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

　　这就把杨芳和奕山推上绝路，他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捏谎。

　　广州到北京的河川山岭，成为谎话的天然屏障。整个广州战局，完全成为一个骗局。

　　一　杨芳的“果勇”

　　1841年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匆匆赶到了广州。当地的官绅士民就像盼到了救星一样。

　　自2月26日虎门横档一线战斗之后，英军于2月27日攻克清军重兵把守的乌涌炮台，3月2日，又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洲炮台，兵锋距广州仅有数公里。（详见图三）

　　已于2月28日与怡良共同出示，表明“自当亲统兵前往，实力扫除”[3]的琦善，此时竟不顾圣怒，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3月3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面见义律，要求停战，理由十分奇妙：琦爵即将罢黜。[4]这好像是一位输光了的赌徒，告诉讨债的打手，“别打啦，我已经没钱了”一样。义律让余保纯带回一纸《约议戢兵条约》，价码比先前的《善定事宜》高出许多：赔款增至1200万两，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龙），以及片面最惠国条款等等。由于知道琦善将倒台，义律指明要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在3天之内，“共同当面盖付公印”。[5]这样的条件，自然谁也不敢答应。

　　3天的期限，于3月6日到期，杨芳恰于3月5日赶到，怎能不让民众“欢呼不绝”，怎能不让官吏“倚为长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