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英方的条件，一切举止与古已有之的“抚夷”方式并无二致。一年半的战争使之明白，不作点让步不行了。

　　用今天的政治概念来衡量，以对方条件的全部或部分来停止战争，无疑是“投降”。可在当时人的心中似乎还不这么看，认为仍是“抚”。这不仅是为了“天朝”的面子，还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术语中，“降”意味着向敌方的臣服。

　　然而，被“逆夷”打痛而屈行“抚”计，到底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作为“天朝”官员的刘韵珂由“剿”转“抚”都经历了一番思想的挣扎，身为“天子”的道光帝更是心有不甘。

　　1842年5月9日，耆英到达杭州。

　　按照道光帝“先剿后抚”的如意算盘，由扬威将军奕经主持“剿”，获胜后由钦差大臣耆英主持“抚”。[84]然而，耆英的到来，似乎给奕经一大刺激，于是他接连向道光帝奏报定海烧英船获胜、英军为其逼迫而放弃宁波、清军即将进攻镇海……这一连串的“好消息”，使道光帝振奋，暗生怀疑不必行“抚”计。与奕经相反，耆英一到浙江便陷于失败主义泥淖，上奏时情绪悲观失望，很为道光帝不喜。当英军稍有动作，耆英决计立刻实行“羁縻”，而不遵照“先剿后抚”之旨意时，道光帝的不满又超出了容忍的极限，于5月25日下旨：

　　耆英著仍带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

　　（伊里布）即交奕经留营差遣，如无可委用之处，即一面奏闻，一面饬令回京。[85]

　　道光帝停止了耆英、伊里布的使命，浙江的一切大权仍归之于奕经。这又让人想起伊里布的那位颇有政治经验的家人张喜，他不愿随主子南下，恰是预见了这一局面。

　　可是，就在道光帝幡然改计之时，英军又发动了新的规模空前的攻势。

　　早在1841年冬，英军就决定于次年春季发动扬子江战役。这一行动计划最初是由前任全权代表义律提出来的，[86]后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为此训令印度政府于1842年4月集中其一切可能调动的军队于新加坡，然后“割断中华帝国主要内陆交通线的一个据点”，即扬子江与大运河的交汇点镇江。[87]可以看出，这种战法相较于战争初期的占领海岛、封锁海岸的决策，更能击中清王朝的痛处。

　　然而，到了1842年5月，天气转暖，南风司令，印度方面的援军仍未抵达，全权代表璞鼎查尚在香港。驻在浙江的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决定不失时机地展开攻势。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他们放弃了宁波和镇海，仅在镇海城外的招宝山驻以最低限度的部队。这一撤兵行动又产生了我们先前提到的奕经对军情的谎言。

　　尽管奕经在奏折中将英军撤离宁波称为“计穷智竭”，但内心并不因此平静，反而更加紧张地注视着英军下一步的行动。当乍浦开战的消息传来，他不免惊骇失色。

　　乍浦是浙江省平湖县下属的一座小城，位于杭州湾口的北端。因其地理形势的重要，清军入关南下后，派防八旗兵，领以副都统。在行政体制上，乍浦城内的正二品大员之于平湖县，如同厦门城内的提督、同知之于同安县一样，又是一则特例。

　　鸦片战争开始后不久，1840年7月24日，中英在乍浦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88]此后，乍浦一直是清军的海防重点。定、镇、宁三城失陷之后，为浙江驻兵最多的地区，有八旗驻防兵、本省派援兵、陕甘援兵、山东雇勇、本地雇勇，共计约7000人。[89]

　　图十　乍浦之战示意图

　　英军自1842年5月7日撤离宁波后，于13日集结于黄牛礁。这支部队共有战舰7艘、轮船4艘、陆军2000余人。[90]可以说，已经集结了浙江地区英军的绝大多数兵力。[91]由于风潮的影响，英军于17日到达乍浦一带海面。在进行了一番侦察后，18日，英军发动了进攻。

　　从英军军官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作战地图。[92]该图清晰地显示了英军在乍浦依旧采用海军炮击正面、陆军侧翼包抄的老战法。

　　尽管自1840年秋以来，乍浦一直是浙江清军的布防重点，开战前兵勇集结达7000余人。但是，它缺乏诸如厦门、定海、镇海那样的防御体系，唯一值得一提的工事是城墙，据英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城墙并不像预计的那样高、那样完好”；战斗中最为重要的火炮数量也很少，仅有60位（其中11位是铜炮），相当于厦门的十分之一，不到定海、镇海的百分之四十。加上守将并未想到英军会从东南高地发动进攻，防御作战时指挥十分混乱。

　　尽管如此，英军在攻占乍浦时付出的代价却远远超出了厦门、定海和镇海，共有9人毙命，55人受伤，为鸦片战争历次战斗的第3位。如在天尊庙，一些清军仅仅凭借房墙以轻兵器作顽强抵抗，击毙英陆军中校汤林森（Tomlinson）等人，直至该庙被英军的火炮夷为平地。大多数清军在战斗中逃跑；而乍浦驻防八旗官兵的拼死作战又使英军震惊，这里有他们的家，有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能逃，也无处逃。一出出全家自杀的悲壮行动，显示了他们的不屈性格。[93]

　　战火由钱塘江南岸燃至北岸。英军将进攻嘉兴、杭州的流言，使浙江的军政大员们胆战心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