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第4册，第1655、1818、1821页）。

　　[90]　其中英舰为皋华丽号（Cornwallis，炮72）、布朗底号（炮42）、摩底士底号（炮16）、哥伦拜恩号（炮16）、阿勒琴号（炮10）、司塔林号（炮6）、伯劳弗号（炮6）；轮船为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

　　[91]　据1842年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称是年1月英军在浙江共有军舰9艘，除克里欧号（Clio，炮16门）、海阿新号（炮18）、培里康号（Pelican，炮18门）外，全部集结，此外，还有从厦门开来的司塔林号。该刊另称，是年在华英陆军共约5000名，如除去香港、鼓浪屿的驻军，应认为浙江的英陆军大部已集结。（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p. 114-119）

　　[92]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272-273.

　　[93]　有关乍浦之战的经过，可参见下列资料：耆英、奕经等人的奏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72—279、281—283、312—314、322—323、387—389页；《犀烛留观记事》“乍川难略”，《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267—268页；夏燮：《中西纪事》，第106—107、322—326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248-252;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313-335;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268-281; Murray, Doings in China: 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the 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 to the Peace of Nankin in 1842, pp. 136-151；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90—295页。又据战后清方奏报，乍浦之战时，该城旗营共阵亡官兵273名，殉难7名，因伤身故6名，失踪1名；另有男妇子女殉难55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36—237页）。

　　[94]　具体时间为：伊里布，1840年7至8月，1841年2至5月；裕谦1840年8月至1841年2月，1841年5至8月；梁章钜，1841年8至10月；牛鉴1841年11月至1842年6月。也就是说，两江总督去浙江后，江苏巡抚接管其事。当然，各军政长官也有短暂的离开，其主要时间仍是驻在宝山或上海一带。

　　[95]　详见拙文《1842年吴淞之战新探》，《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96]　当时吴淞地区共有火炮250余位（不含小型火炮），其中铜炮43位。在上海铸成的铜炮，也有安设于宝山至上海黄浦江各处炮台，并未完全用于吴淞。而当时牛鉴等采用明代戚继光遗法制成的虎蹲炮之类，不在统计数字之内。

　　[97]　按照牛鉴的奏折，清军的作战预案是：一、若英军舰船闯入吴淞口内，吴淞东西两岸土塘清军“贴伏于土牛之后，接应之兵遥伏数里之外。彼若用炮乱轰，我只寂然不动。彼之炮子断不能及我所伏之兵，俟其炮火将竭，大船临近，度我炮力可及，审准照星准头，众炮环发，贼必不及”。二、英军若以舰船掩护其步兵登陆，“此时守塘之兵与接应之兵，尽可以放心齐出。盖匪徒既已上岸，彼必不敢乱用炮轰。然后忽邀其前，或尾其后，先用虎蹲炮迎击，破其洋枪火器，次用抬炮、鸟枪连环夹击，自无不胜之理。且逆夷用杉板船渡其黑鬼登岸，不过数十百人为止，我军以数千精锐接仗，亦何难聚而歼之”。三、若英军由长江绕攻小沙背一带，抄袭西岸土塘后路，“我兵已层层设炮，节节埋伏”。因为该处滩浅，大船难以靠近，“彼不能携带大炮犯我内地，虽有火枪火箭，亦断不能敌我之大炮抬炮与夫百余尊虎蹲炮位。此理不辩自明”。四、若英军舰船闯过吴淞口，“直入内河”，吴淞口内黄浦江上部署的师船、雇船、轮船出击迎战，“各该船只堪与之接仗，不致稍有疏虞”［《筹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