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那些地主，而是让赤贫赶上贫农，让贫农成为富农。毛不想和他争论，甩袖走了。我说，如果姓张的理想得以实现，老百姓都要跟着遭殃，好在他的理想无法实现，所以我才能在这里议论他的作品。批评家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两个就争论了起来。争论到最后，这位批评家对我说，别说那么多了，你这是小作家对一个大作家的嫉妒。

如果我对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提出了不满的话，那是否就说明我也在嫉妒托尔斯泰呢？这跟嫉妒能扯上边吗？他早就死了，我想嫉妒也嫉妒不成啊。这就是我当时的反驳。朋友说过那话之后，似乎感到言重了，就做了很多解释，试图把“嫉妒”说成一个褒义词。他一解释完，我就告辞了。后来我还碰到许多张作家迷，他们其实都是张大作家的信徒。在那些人面前，你只要敢对张作家说一个“不”字，他们都恨不得把你活吃了。当作家能当到这个份上，确实让人感慨不已。

事情发展到这里，还够不成一个故事。我记得就在这事过去之后没多久，我的那位朋友编了一本《终极关怀小说选》。他选了张的作品，需要张签名同意他选编。有一天，张受一家著名饭店的邀请到我所在的城市上课。这位朋友要去找他，事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说去了之后可以沟通沟通。我当然不去，因为我知道那根本无法沟通。这位朋友拉着另一个批评家朋友去了。在另外一个更高级饭店的总统套房里，我的两位朋友说明来意之后，张说：“我看过你们的文章，觉得还不错，很有发展前途，可你现在怎么干起了这种事？”又说：“我反正经常被别人强奸，再被强奸一次，也没什么。”这一次，我的朋友没有我的运气好，因为他没有得到张作家对“强奸”一词的解释。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便张作家也把“强奸”说成一个褒义词，我的朋友也不会去强奸他。我的朋友一直不愿把他和张的“通后感”告诉我，过了好久，我才知道那天的详情。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们被张“强奸”了！而且，和“嫉妒”一样，“强奸”也绝不是一个褒义词。

“强奸”这个词从张的嘴里说出来，我一点也不奇怪。我非常感谢张作家，因为他“无意中”说出的这个词，正好可以让我拿来用到他自己的身上。在此之前，即便我能够感受到他把读者压在身下，龇牙咧嘴用力的姿势，我也不敢轻易使用这个词。现在是他自己提到了，我也就骑驴就磨台，图个方便吧。他用来强奸读者的，就是他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强大的道德优势感。我不能说，许多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都是受虐狂，但我知道那些读者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对话。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张的作品没有提供对话的渠道。张只是在宣布真理，在布道。而且在张看来，真理的对立面不可能是真理，只能是谬误，是魔鬼。如果我从最美好的意义上来理解张，我可以说，张这样做，对张本人来讲，是幸福的，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依托。但是，当他把这些东西交到读者手上的时候，就有了强奸读者的可能性。张的作品中没有对自己宣扬的道德观念最起码的质疑，在他的作品中，无法诞生出质疑的机制。从他笔下的那块辽阔的中亚版图的上空，升腾而起的绝不是一片祥云，而是一团杀气腾腾的蘑菇云。正因为拒绝了空气的对流，那里才终年干旱，很多地方寸草不生。如果说沙漠一直是个致命的隐喻，那么就让它只是个隐喻吧，而不要让它成为现实本身。当沙漠强奸绿洲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喜悦，而应该感到悲哀。

去年，我碰到另一个批评家。在闲谈中，我们谈到了对个别“美女作家”作品的看法。我问，为什么一定要在作品中当流氓呢？当了流氓还理直气壮，很有优势感。如果说王朔当初提出“我是流氓我怕谁”，在当时具体的语境中还有某种现实意义的话，那么现在“你是流氓你就应该进监狱”。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反道德优势”，考虑到现在已经到了许多批评家所说“后”的时代，我不妨把那种反道德优势称为“后道德优势”。我刚讲完，这位好心的批评家立即用手指头敲着桌边提醒我，注意了！你讲话应该注意了，你这是高高在上。那些年轻作家会对你有看法的！我问什么看法。批评家朋友说，什么看法？你想想当初你们怎么反感上辈作家吧？他们也说你们是流氓。

我听了一愣，“你们”？“你们”是谁？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反感过“上辈作家”？我只反感其中的个别人，就像我只对“美女作家”中的个别作家表示异议一样。比如，我一直认为韩少功、李锐是非常好的作家，披头散发、泥沙俱下的莫言，我也非常看重。格非和余华的作品我不光看重，而且喜欢。具体到下一茬作家中的女作家，就我看到的周洁如和戴来等人的小说而言，我认为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周洁如的短篇小说《花》，我认为和莫言的《拇指铐》一样，都是近年来屈指可数的好短篇。李佩甫写出《羊的门》之后，我的兴奋难于言表。顺便说一句，文学是不是一定要用“代”来划分？生于1969年的作家的作品与生于1970年的作家的作品，必须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批评语言来批评吗？放眼全世界，有这样搞批评的吗？

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故事一样，事情到此当然还没有结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