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悲苦就是生活的原色，在那里做一只老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从洛阳出发，向西，走高速公路，再走国道，一个半小时候以后，田湖镇就遥遥在望了。一路上，我并没有看到崇山峻岭，我看到的只是逶迤的丘陵，辽阔的原野，高大的杨树，飘香的果园。在果园的旁边，偶尔闪现一个村子，那是三姓村还是受活庄？我不知道。田湖镇终于到了，那是著名的两程故里，也是阎连科的出生地。阎连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手有点哆嗦，脸上有一种兴奋，也有一种羞涩。我们还坐在车里张望，阎连科已经下了车。他要脚踏实地，在田湖镇的街头走一走。

但在我看来，它与别的中原小镇没有任何区别：镇子里照例有一条主干道，用柏油铺成，路基垫得很高，甚至高过别处的屋顶。它以夸张的方式告诉你，不久之前，这还是一条泥泞而狭窄的村路。现在，从外表看去，一切都鸟枪换炮了：高级轿车、农用拖拉机、毛驴车可以从街上并排驶过，喇叭声、驴叫声以及人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我到街边的烟店买烟，烟店里同时出售可口可乐、冰淇淋以及各种娱乐性杂志。烟店的旁边是一个服装市场，在那里可以买到各种名牌服装，其价格之低廉简直让人吃惊。染了一头金发、戴着耳环、涂着鲜红的指甲油的售货小姐告诉我，这里的名牌运动服最受欢迎。人们之所以爱穿运动服，是因为快“开会”了。她所说的“开会”，指的是“开奥运会”。她还向我说明，这里的运动服好得很，买一套就等于买两套：正面穿是耐克，反面穿则是阿迪达斯。站在这样的一个小镇的街头，我几乎感觉不到阎连科小说里所惯有的那种惨烈，那种悲苦，那种绝望。这就是阎连科笔下反复出现的那个耙耧山区吗？这就是先爷、尤四婆、司马蓝、茅枝婆们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吗？我相信，任何一个熟悉阎连科的作品并且到过耙耧山区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开个玩笑吧，这里与其说是阎连科《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不如说是拙著《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的官庄村。当然，我知道，此时我只是一名游客，我对这里没有任何记忆。而阎连科，却是生活在记忆中的人。

H 汉学家

从前年开始，阎连科的小说开始受到海外汉学家的关注。就我所知，他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其中有一些语种，他以前都没有听说过。他可能是中国顶级作家中出国次数最少的人，但他很可能是被翻译最多的中国作家。不过，被翻译最多的作品，往往不是他最满意的作品。在我看来，他最好的小说是《日光流年》，最重要的小说是《受活》，但外国的出版社好像对此并不太感兴趣。这种情形很多人都遇到过，我自己也遇到过。我自认为我迄今写得最好的是《花腔》，但被广泛翻译出去的却是《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件事给人的教训是，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对自己的创作保持足够的清醒，那他确实很容易跟在汉学家的屁股后面走。

J 疾病

阎连科的小说，总是一次次地写到疾病，写到残疾。在《日光流年》中，病的名字叫喉堵症，因为喉堵症，人们一律活不过四十岁；在《受活》中，病人们甚至被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术团”；在《丁庄梦》中，那种病的名字叫艾滋病。阎连科的小说中最骇人听闻的情节、场景，都是围绕着身体的疾病而展开。在《耙耧天歌》中，母亲用自己的骨头汤给孩子治病；在《日光流年》中，司马虎卖掉腿皮之后，裤管里的蛆虫像豆子一样，一粒粒往下掉；在《年月日》中，先爷的身体化做了玉米的根系。用疾病，或者进一步说是用畸形，来对应他笔下人物所置身于其中的现代化进程，是阎连科写作中最值得玩味的一面。与此相应，在小说的第一页，阎连科是个经典的写实主义者，但到了书的第二页，阎连科的写实主义就变成了梦魇的写实主义，一种狂想式的现实主义。

K 狂想

狂想现实主义，最早由李敬泽提出，用来说明他对《受活》的认识。这个词是否恰当，还可另外讨论，但“狂想”这个词，确实相当准确地击中了阎连科写作的重要特性。《年月日》和《黄金洞》之后，阎连科的小说无不带有狂想的特征，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遇到类似的故事，类似的情节，变形、夸张、怪诞、极端，是他的小说最直接的美学风貌。在他和梁鸿女士的讨论中，他曾经提到，他很喜欢河南作家李佩甫的一篇小说《橘子》：当橘子扔到脸上的时候，橘子竟然在这个人的脸上生根发芽了，并且长出了一株橘子树。这段对话或许无意中透露了阎连科独特的口味。

L 泪

阎连科小说中人物的泪腺很发达。读阎连科的小说，你不时能够听到哭声。哭，是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表达感情的方式，不管这个人是孩子还是成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使得阎连科的小说，具有一种煽情的效果。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我更喜欢眼中噙泪、但泪水并没有流下来的那种效果。但是，如果他的人物不哭出来，你就会觉得少了些什么。你会觉得“闷”，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现在，人物的哭声从铁屋子里传了出来，你的第一个感觉是，他的人物还活着，暂时还没有死去。

M 蔓绕

通常说来，阎连科的小说在整体叙事上骨架分明，线索清晰，他的中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