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是个特别乐观慷慨的人。当地的法院在不开庭的时候只有牛群和猪群会去光顾。高高的绞刑架上飘着一根随风摇曳的绳子。陌生人总是匆匆走过，不会注意到这个平淡无奇的小村庄。

瓦迪尔先生从来没有听到过“所罗门·诺萨普”这个名字。他有个黑奴叫汤姆，是个无所不知的家伙，他觉得要是真有人叫这个名字，汤姆肯定知道。于是，他把汤姆叫了过来，但是汤姆也从来都没听到过这个名字。

求救信上的地址写的是贝夫河，所以他们都认为，应该到贝夫河沿岸搜一下。但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贝夫河离马克斯维尔至少二十三英里远，而且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地理范围，起码五十到一百英里的两岸都被称为贝夫河沿岸。两岸土地肥沃，到处都是种植园，起码有成千上万个奴隶生活在那里。求救信里并没有写上具体的地址，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他们当时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去逐家打听我的下落。瓦迪尔先生的弟弟当时正跟着哥哥做学徒，诺萨普先生打算跟这位弟弟去贝夫河沿岸的每一家种植园都打听一下。瓦迪尔先生把自己的马车借给了他们，他们打算星期一早上就出发。

这个方法显然是不可行的。首先，他们不可能跑到地里，把那些奴隶一个一个地看过来。而且，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当时是隐姓埋名的。当地人只知道我叫“普莱特”。就算他们真的找到了埃普斯那里，埃普斯也会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他根本不认识什么“所罗门·诺萨普”。

但是，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所以，他们就暂时这样决定了，一边闲聊一边打发着时间，等到了周一再出发。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纽约州的政治现况。

“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们州的那些政治派别到底有什么区别，”瓦迪尔先生说，“我看报上说，分什么温和派和强硬派、保守派和激进派，具体都有哪些区别？”

诺萨普先生往烟斗里塞了点烟草，开始慢慢给他解释这些派别的缘起和区别，然后提到其实还有一个派别叫“废奴派”。他问瓦迪尔先生：“我估计你们这儿没人主张废除奴隶制吧？”

“还真有，我就见过一个。”瓦迪尔先生笑着说，“咱们这儿有个人没事儿就嚷嚷着必须要废除奴隶制，那热情啊，跟你们那些北佬不分上下。这人其实还不错，不讨人厌，就是一直跟其他人观点相左。咱们这儿的人都喜欢跟他争论，可有趣了。他是个木匠，叫巴斯。”

瓦迪尔先生又说了一些那位巴斯先生的奇特之处，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沉默了一阵后，让诺萨普先生把那封求救信再拿出来看一下。

“让我瞧瞧啊，瞧一瞧！”他一边看信一边若有所思，“‘贝夫河8月15日’，邮戳是这儿的。‘这位帮我写信的先生……’巴斯去年夏天在哪儿干活？”他突然扭头问他弟弟。他弟弟不知道，但马上站起身，离开了办公室。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然后告诉他们，巴斯去年夏天在贝夫河沿岸干活。

“他就是写信的人！”瓦迪尔先生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这人肯定知道所罗门·诺萨普在哪里！”

他们立刻派人去找巴斯，但巴斯出门干活去了。他们问了不少人，打听到巴斯是在雷德河附近干活。诺萨普先生和瓦迪尔先生的弟弟二话不说，立刻飞奔了几英里过去找他。他们刚到那儿，碰巧就看到巴斯正准备离开。真是老天有眼，还好当时就碰上了，不然巴斯会离开那里大半个月。诺萨普先生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之后，就请求巴斯跟他单独谈一谈。他们走到了河边，然后诺萨普先生就开始问他了。

“巴斯先生，请问您去年八月的时候是不是在贝夫河沿岸干活？”

“是的，八月份我确实在那儿。”

“请问您有没有帮一个黑人写过一封信？那封信是寄到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

“不好意思，我觉得这跟您没有关系。”巴斯停下脚步，狐疑地看着诺萨普先生。

“很抱歉，巴斯先生，是我唐突了。我知道那封信的日期是8月15日，是从马克斯维尔寄出去的，我现在正在寻找那封信的执笔人。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您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我正在找所罗门·诺萨普。如果您知道他在哪里，请您一定要告诉我。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保密，我不会跟别人透露任何信息。”

巴斯盯着诺萨普先生看了许久，迟迟没有回答。他似乎在思忖，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圈套。最后，他谨慎地说道：

“我就是那个写信的人，我觉得我做的是该做的事。如果您真的是来救所罗门·诺萨普，那我非常高兴能见到您。”

“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现在在哪里？”诺萨普先生急切地问道。

“我一周前见过他，就是圣诞那天。他是埃德温·埃普斯家的奴隶，埃普斯的种植园在贝夫河畔，离霍姆斯维尔很近。当地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所罗门·诺萨普，大家都叫他普莱特。”

终于拨云见日！整整十二年，我孤独地走在黑暗里，举目唯有乌云密布；如今，真相如一颗明亮的星辰，穿透云层，让我看到了自由之光。巴斯放下了担心和怀疑，两人热切地讨论着，畅所欲言。巴斯告诉诺萨普先生，他已经决意为我奔走到底了，正打算着过几个月亲自去一趟萨拉托加；他早已下定决心，就算仅凭一己之力也要把我解救出来。他仔细地讲述了和我相识的始末，然后饶有兴致地听诺萨普先生讲述我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