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oman）；更确切地说，“反艺术家成长小说”（anti-Künstlerroman）：主人公高速路一生经历了妻离子散、遭绑架偷盗、艺术事业惨淡等诸多磨难，但在临死前却并未和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环境达成妥协，并未发出任何发人深省的所谓人生顿悟：高速路还是那个高速路，那个在光怪陆离的墨西哥现代社会执拗地高声叫卖赝品的“怪人”。《我牙齿的故事》令读者很容易想起西班牙黄金世纪时期描绘底层边缘人物日常、以幽默反讽为特色的“流浪汉小说”（novela picaresca），尤其是巴洛克大师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著于17世纪初，代表了此类型文学高峰的《骗子外传》（El Buscón）：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种种伎俩，期望以此过上贵族的生活；堂·巴布罗斯和高速路一样，同一群下三滥的痞子和骗子为伍；两则讽刺漫画般的夸张故事，均在“上下颠倒的世界”（el mundo al revés）里以失败告终。

《我牙齿的故事》的再版和翻译，更是一场游戏。喜欢令作品不断进化的路易塞利，为中译本贡献了修改后的手稿。中译本和西语原版、英译本相比，有诸多结构调整和内容修改。在翻译过程中，路易塞利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自由。我们俩住在同一个城市。在翻译这部小说之前，我作为读者去过几次读书会，对瓦莱里娅的印象也仅限于她是近几年在北美兴起的西语美洲文学潮最重要的青年作家之一。去年秋天，我和几位同学邀请她和另外三位女作家来系里讲座。一经接触，我发现她是个有趣而认真的人。有一次我问她，“güera de huipil”这个自相矛盾的文化形象怎么翻译才好：“胡依皮尔”本是墨西哥和中美洲黑发印第安居民的传统服饰；而这组词直译过来，是“穿着胡依皮尔、金发碧眼的白人姑娘”。她本给我写了一段长长回复，但后来索性删了，将这个问题发到推特上，大家一起讨论：有建议用“金色拖鞋”（chancla de oro）这个比喻作为解释的，还有“逛精品时装店的嬉皮士”（hippie de boutique）；还有人贴出了以此造型制作的一对人偶。

带着游戏的心态，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试图跟随着原文活泼的墨西哥方言，为了让文字变得鲜活有趣而采用了更为口语化的表述。我试图跟随着游走在大街小巷的主人公，绘出一幅“失意收藏家的墨城地图”。这幅地图是破碎、流动且不稳定的，就像是一个空间游戏。这让我想起了路易塞利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