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他时，自己就像个反犹主义者。”

“最后的反犹主义者还没有出生呢。永远不会有终结。”

“上床睡觉吧，佩萨赫。”

“我也不喜欢他。一点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喜欢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当然不喜欢他们要对我们做的事，也不喜欢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那种饥饿的、嘲笑的方式。他看你时目光透着饥饿，看我时带着蔑视。”

“晚安。我睡觉去了。”

“我不喜欢他又怎么啦？不管怎样，谁都不喜欢谁。”

“晚安。睡前别忘吃药。”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之间或许多多少少有些爱。并非所有的人。不是很多人。不是永远这样。只是多多少少相互之间有点爱。可现在呢？这些日子？现在人心已死。都结束了。”

“有蚊子，爸爸。请把门关上吧。”

“为什么人心已死？也许你知道？不知道？”

十二

夜晚，两点或两点半，老人再次被敲击声、抓挠声和挖掘声惊醒。他从床上爬起来（他睡觉时总是穿着长内衣），去摸他特地准备的手电筒以及他在某个棚屋里找到的铁棍，就像个瞎眼乞丐，双脚在黑暗中摸索他的拖鞋。绝望地放弃这一切后，他赤着脚轻轻来到走廊，用一只颤抖的手抚摸墙壁和家具，脑袋以特有的直角向前伸着。最后他找到了地窖的门，往自己这边拉，但是地窖门要往里推才可以打开，而不是拉。铁棍从他的手中滑落，掉在他的脚上，又落到地上。那沉闷的金属铿锵声响虽然没有吵醒拉海尔，但确实压住了挖掘声。

老人打开手电筒开关，哼哼着弯腰捡起铁棍。他那弯曲的身体在走廊的墙壁上、地板上和厨房门上投下三四个扭曲的身影。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胳膊下夹着铁棍，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另一只手用力拉地窖门，努力地去听，但是一切陷于沉寂，只有断断续续传来的蝉和青蛙的叫声。他重新考虑了一下，决定回到床上去，第二天夜里再试。

黎明之际，他再度醒来，坐在床上，但是他没有伸手去拿手电筒和铁棍，因为此时黑夜寂静无声。佩萨赫·凯德姆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凝神倾听那一片宁静。就连蝉也停止了叫声。只有轻风吹拂墓园边上的柏树梢发出的声音，微弱得他几乎无法听到。他蜷起身子再次睡着了。

十三

第二天早晨出门去学校之前，拉海尔走到屋外，从晾衣绳上取下老人的裤子。阿迪勒正在鸽房旁边等她。他戴着一副对他来说有些太小的眼镜和梵高式的草帽，脸颊上挂着腼腆的微笑，露出个酒窝。

“拉海尔，抱歉，就一小会儿。”

“早上好，阿迪勒。今天别忘了把路边那块变形的铺路石修好。会绊着人的。”

“好的，拉海尔。但我想问你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夜里？夜里怎么啦？”

“我想你也许知道。夜里有人在院子里干活吗？”

“干活？夜里？”

“你什么也没听到吗？夜里两点钟？响动？挖掘声？你一定睡得很沉。”

“什么响动？”

“地底下的响动，拉海尔。”

“你在做梦吧，阿迪勒？谁会深更半夜来你屋底下挖掘？”

“我不知道。我想你也许会知道。”

“你在做梦吧。记得今天把石板修好，在佩萨赫没被绊倒之前。”

“我在想，也许是你父亲夜里在院子里溜达？也许他睡不着觉？也许他起了床，拿把铁锹，开始挖掘？”

“别胡说八道，阿迪勒。没有人挖掘。你是在做梦。”

她拿着从晾衣绳上取下的衣服往屋里走。那个学生原地站了一会儿，望着她的背影。他摘下眼镜，用衬衣角擦了擦。接着他穿着笨重的大鞋走向柏树，来到拉海尔养的一只猫前，弯下腰身，用阿拉伯语满怀敬意地跟它说了几句话，好像现在二者肩负着某种新的、严肃的责任。

十四

学年已经接近尾声。夏天越来越热。正午时分，苍白的蓝光变成耀眼的白光，悬浮在屋子上方，压迫着花园、果园、炽热的马口铁棚屋以及关得严严实实的木质百叶窗。小山那边吹来干热的风。村民们白天待在屋里，只有黄昏时分才出门来到走廊或露台上。晚上潮湿闷热。拉海尔和她的父亲睡觉时敞着窗子和百叶窗。夜晚，远方的犬吠引得洼地那边的一群胡狼哀嚎。山那边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蝉和青蛙齐鸣，令夜晚的空气愈加沉闷与单调。午夜时分，阿迪勒出门关掉了洒水器。由于热得睡不着觉，他摸黑坐在台阶上抽了几口烟。

有时拉海尔对父亲，对房子和院子，对令人沮丧的村庄，对自己把生命耗费在无精打采的学生身上、耗费在没完没了提要求的父亲身上的生存方式充满愤怒，她失去了耐心。她还要在这里被困多久？有朝一日，她会起身离去，雇人照顾她的父亲，留下学生照顾院子和房子。她可以回到大学，最终完成论伊兹哈尔与卡哈娜—卡蒙创作中的阐释与启示瞬间的论文。她可以和老朋友恢复联系，到外地旅行，可以去看在布鲁塞尔的奥丝娜特、在美国的伊法特。她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整个改观。有时她会胡思乱想，想到老人可能沦为某些家庭悲剧（如摔跤、触电、煤气中毒）的受害者，就会惊魂不定。

每天晚上，拉海尔·弗朗科与前议员佩萨赫·凯德姆都会坐在走廊上，那里装有一台带延长线的电风扇。拉海尔忙着批改作业，而老人匆匆翻阅一些杂志和小册子，来来回回翻着纸页，嘟嘟囔囔，怨声载道，信誓旦旦，诅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和傻瓜笨蛋，不然就是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