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人在郊区和乡村搜寻，寻找孩子，追捕那位妇女，要将她绳之以法。但接着新闻短讯说的却是成百上千，甚至数百万人的群体死亡。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希望自己相信，前一个报道代表了我们的愿望，即关注那个儿童，为了抓捕罪犯，甚至不惜让我们上百个警察辛辛苦苦花上几天、几星期的工夫。至于后一个报道，这类灾祸新闻总是说给那些并非真正处于那个恐怖地带的人们听的，只是一个不幸的、次要的，至少不是决定性的偶然事件，只是文明长河平稳发展中的一个插曲。

这就是我们接受的那种正常情况。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大家默许的游戏规则”在时间面前简直站不住脚：不真实的感觉会像反胃一般向我们袭来。犹如地面正在我们脚下消解——也许这种感觉是真正的敌人……或者我们相信它与我们为敌。或许我们的默契还算适度，至少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种默契产生，因为我们把“现实”当作敌人，它要我们自己去认识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感到赤裸裸、无力防卫的时刻，也许我们的借口，每个人的借口，看起来都那么假模假样、荒唐古怪，却应该被视为值得称道的东西？或者，也许这一切是必要的？就像孩子玩游戏时表现的样子让人看不出他们实际的弱点。但人们一直以来越来越倾向于必须挫败需求，仅仅付之一笑。哦，远远算不上是善意的笑，更确切地说，是放肆的嘲笑。

再举一个例子。约有两百多的一大群人，或者说是一群流氓，蜂拥走过我们邻近的社区，从我的窗口望出去，街对面的人行道上留下一具尸体，还有被砸碎的窗户、遭洗劫的店铺和燃烧过的篝火。就在同一个星期里，有一个自封为治安维持会的中年妇女组织，向警方提出正式抗议，但她们抗议的对象却是一个由一些年轻人创立的业余剧团。这个剧团编写并上演的一出戏，表现了住在像我们这样的公寓大楼里的一个普通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这个家庭收容了六七个来自东方国家的难民。（人在旅途，只要跟着迁徙的群落一起走就都是“流氓”，而当他们脱离出来，到某个家庭或住户那里寻找避难所，就是“难民”。）这家住户本来有五口人，一下增加到了十二口，由此造成的摩擦导致通奸，按照那些正派女士愤慨的描述，造成了“一个年轻女子去勾引足可当她祖父的男人”的事件。这家人特意组织了一次不那么正经八百的会议，议题关于“家庭生活的堕落”、“不道德”和“性放纵”。当然这是一出喜剧。不然的话就很悲哀。不然的话，就像我已提到的，这事情值得称道。因为这是一种信号，表明“日常生活”可悲的生命力最终战胜了事件的混乱、无序和邪恶。

有关那些数不清的公民团体，我们知道的就是它们出于你能想到的任何道德或社会目的，自始至终存在着。它们的目的有：在货币正让位于物物交换的时候提高养老金；向上学的孩子供应维生素片；向出不了门的残疾人提供探视服务；让弃儿得到规范、合法的收养；禁止对任何暴力或“令人不快”的事件进行报道，以免这样的东西“侵蚀年轻人的头脑”；当流氓团伙在街上经过时，对他们进行劝阻，或者给他们一顿鞭子；到街上巡视，规劝人们“回归体面的性习惯”；一致同意不吃猫肉和狗肉，等等等等——真的是没完没了。简直是闹剧。分裂的民众犹如一群乌合之众，站在镜子前涂脂抹粉或正领带，自己房屋毁了也不闻不问；毫不提防地伸出助人为乐的手，如同国王和野蛮人握手，对方当然会弯下身子将你的手好好咬上一口……这些比喻涌上心头。当时各种比喻真可谓层出不穷，不用说，谈话时比喻是我们的开心果，职业喜剧演员最擅长运用比喻。

处于这样的氛围里，在出现上述情况的时代中，发生下面的事情实在不足为奇：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带了一个孩子到我家里，说我要对她担起责任，然后就离开了，再没别的话。

艾米莉终于从她的卧室出来了。她换了衣服，脸上留着痛苦的泪水淌过的痕迹。她说：“房间对我和雨果来说有点小，但一点都没关系。”

我看见她的身旁有一条狗，不是一只猫。它是什么？反正是一只动物，有斗牛犬的个头儿，体形更像一条狗而不是一只猫，但它的脸则是猫的脸。

狗是黄色的。它的皮毛粗糙、坚硬。它长着猫的眼睛和胡须。它有一条鞭子似的长尾巴。一只模样丑陋的动物，名叫雨果。艾米莉小心地在壁炉对面的深色旧沙发上坐下，那条狗也跟着起身，坐在了沙发上，尽可能地靠近她。她用胳膊搂着它。她抬头看我，旁边就是那条狗的猫脸。她和它都在看我，雨果的眼睛发绿，而艾米莉淡褐色的眼睛很敏锐，充满戒备。

她是个大孩子，大约十二岁。她真的不是孩子了，这个半大的孩子不久就要长成姑娘了。她会出落得挺漂亮，至少模样端正。体形很好看，手脚都不大，四肢匀称，肤色因健康和日晒呈棕色。头发又黑又直，从一边分开，用发卡固定住。

我们交谈。更准确地说，我们东一句西一句互相说些简短的话，两人都等着话题的变换，使我们转向谈起来更容易的方面。她静静坐在那儿时，那沉思的幽暗目光、可能很具幽默感的嘴唇和富有耐心的专注神情，让我觉得她似乎是个非常讨我喜欢的人。可随后，正当我确信她将要对我的努力作出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