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车库里吗，以免有人过来？”

“没有人会在夜里跑到这儿来。”

“这可说不定。以防万一嘛……”

他回来后，我又提议给他做点吃的，但他什么也不想要。“我只想找人聊聊，仅此而已。”他挑了一张笔直的硬靠背椅坐下，“以前我经常来这里见你母亲——在那些更幸福的日子里。现在太阳一下山我就感到孤独。”

夜空中开始扯闪，每晚必下的暴雨即将降临。我把椅子朝走廊上遮雨的廊架里面拉了拉。“你从来不去看你的同事吗？”我问。

“什么同事？哦，是有几个像我这样的老人留了下来，把自己锁在房门后面。过去十年里，有四分之三的医生毕业后选择去了其他地方，只要他们能买到一张出境许可就立马出国。这里的人们会花钱买出境许可而不是执业证书。如果你想找海地医生看病，最好是去加纳。”他陷入了沉默。他需要的是有人陪伴而不是找人聊天。雨点开始落下，在重新变得空荡荡的游泳池里哗哗作响；夜色如此黑暗，我看不见马吉欧医生的面孔，只能看到他放在座椅扶手上伸出来的指尖，恍若木雕。

“不久前有天晚上，”马吉欧医生说，“我做了一个荒唐的梦。电话响了——想想吧，是电话呢，我已经有多少年没听见电话响了？有人召唤我去综合医院治疗一名受伤的病人。到那儿一看，我深感欣慰，只见病房里那么干净，护士们也很年轻，收拾得一尘不染无可挑剔。（当然，在现实中你会发现，她们也已经离开海地去了非洲。）我的同事走上前来迎接我，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我曾对他寄以厚望，如今他正在布拉柴维尔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告诉我，反对党候选人（这字眼甚至在今天听起来都很过时）在政治集会上遭到了暴徒的袭击，伤者出现了并发症症状，左眼也有危险。我开始检查那只眼睛，结果我发现，他受伤的地方不是那只眼睛，而是他的面颊，被刀砍得露出了骨头。我的同事回来了。他说：‘警察局长打来了电话，袭击者已经被逮捕，总统阁下急着想听到您的检查结果，总统夫人派人送来了这些鲜花……’”马吉欧医生开始在黑暗中轻笑起来。“即使在最好的年代，”他说，“即使在埃斯蒂梅总统11任内，情况也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弗洛伊德那种达成愿望的梦一般不会如此明显。”

“这可不太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梦想啊，马吉欧医生。还有反对党候选人呢。”

“也许这是一个关于遥远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之梦。在国家渐渐消亡以后，世界上便只有地方选举存在。海地会变成一个选区。”

“以前我去你家里的时候，看到书架上公开地摆着《资本论》，当时我很惊讶。这样做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