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湖畔的钢铁厂了。

第二个迹象是开始建造一处养老院。的确，说建造不如说是翻修，但黑人们却能够随便（至少是传说能）入住了。有人说，伊娃从那被当作黑人妇女养老院的摇摇欲坠的房子搬进了这座明亮的新居，就是上帝显示其力量的一个清楚的标志，人们已经看到，他那强有力的大拇指扼住了秀拉的喉咙。

因此，“底部”的居民们是怀着强烈的希望迎来了十月的尾声。

接着，梅德林变成了一片银色。乍看突然，但实际上很多天都没有下雪，只有霜。某天黄昏，一场雨在落下时结了冰。从木匠路向下的那段开始铺水泥的路上，孩子们在店铺老板和老妇人像古代工匠给新铸的银器铺上缟玛瑙一样撒上炉灰之前赶往他们的滑冰道。他们拥抱树，只是为了抱一会儿这凝固在玻璃中的生机与广博。他们抬头望着像块斑驳的西班牙金币般镶嵌在灰色天空中的太阳，总在想是不是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草叶片片挺立，连日的冰冻让它们各自分离。

晚收的作物自然全都毁了，家禽在寒冷和愤怒中死去。果酒冻成了冰，撑裂了罐子，男人们只好过早地喝起他们酿的甘蔗酒。山谷里要好一些，因为像往常一样，群山会抵挡寒气。然而山顶上“底部”居民区的黑人们可就吃尽了苦头，他们的墙很薄，身上的衣服更单薄，凛冽的寒风透过窗缝和没有堵死的门缝吹进来，驱散了屋里仅有的一点热气。接连几天，他们名副其实地足不出户，只有需要去屋外的煤箱中取煤或是到隔壁去换点食物，才会冒险出门。没人去商店。也没人送货来，好不容易送来的一些被留给了出价高的白人顾客。妇女们没法走下滑溜的坡路去上班，只好少拿几天她们迫切需要的工钱。

这场冰冻带来了一个凄惨的感恩节：又瘦又老的火鸡、肉糙皮厚的猪肉和皱巴巴的红薯。等到冰融河开，水面上出现了第一艘在冰缝中颤抖着行驶的驳船时，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孩子都得了哮吼或是猩红热，而十五岁以上的都患了冻疮、风湿、肋膜炎、耳痛和其他数不胜数的疾病。

不过并不是种种疾病，甚至也不是这场冰冻，标志着夏德拉克一直挂在嘴边的预言应验的开始。这次冰冻刚开始、果酒还没有撑裂罐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些事不对头了。情况开始恶化、错位。秀拉之死所带来的普遍的舒心紧接着就被一种烦躁不安所取代。就拿茶壶来说，他走进厨房，向母亲要一些黄油白糖面包。她起身去做，却发现没有天然黄油，只有人造的。她累极了，懒得把橘黄色的粉末搅进人造油脂块里，就直接把白色的油涂到面包上，再撒上白糖。茶壶尝出味道不对，拒绝吃面包。孩子拒绝吃她准备的食物，这对一个母亲而言是最大的侮辱，她勃然大怒，把他痛打了一顿——自从秀拉把他推倒在门前台阶上以来，她还从未打过他。她不是唯一的例子。那些当年在秀拉的恶意下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或者说那些在秀拉的嘲讽下努力维护自己母亲一角的女人），现在也找不到对手了。紧张气氛烟消云散，她们也就失去了努力的理由。没有了她的冷嘲热讽，对他人的爱也就陷入了无力的破败。当年秀拉把伊娃关进养老院时，那些原本咬牙切齿地抱怨照顾上了年纪的婆婆的女人曾有所改变，开始任劳任怨地刷洗老太太的痰盂。秀拉一死，她们就迅速恢复了对老人所带来的负担的怨恨。妻子们不再悉心照料丈夫，似乎再无必要去助长他们的虚荣。甚至那些从加拿大移居梅德林、抓住一切机会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从没当过奴隶的黑人，也感到当年秀拉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对南方出生的黑人的同情已经减弱。他们重新标榜起自己的优越感。

冬天所导致的司空见惯的刻薄，以及饥饿和猩红热所造成的吝啬相伴而来。即使已经确认并有人亲眼看见有四个黑人接受了隧道工程的面试（开春后承诺会有更多），也无法打破那个歉收和苦涩的岁末冰冷的钳制。

圣诞节就这样在一个清晨到来，像把钝斧一样胡乱砍在人们的神经上——这斧头太残破，切口粗糙，但又太沉重，让人无法忽略。孩子们躺在床上，翻着白眼看着有裂缝的木床或是壁炉边的垫子，在咳嗽的间隙吮着薄荷或是吃一口橘子，他们的母亲正气恼地跺着地板，为着在微弱的炉火上发不起来的蛋糕，为着宁可蜷着身体在床上睡一整天也不愿面对因没有玩具火车、小鼓、哭闹的婴儿玩偶和摇摆木马而沉默的男人们。十来岁的孩子们下午偷偷溜进爱尔米拉戏院，让德克斯·里特（美国乡村歌谣巨星。）帮他们把注意力从父亲放在床下的无能为力地张开大口的鞋子上转开。其中一些弄到了一瓶酒，他们聚在周身闪闪发光的利塔先生的脚下畅饮，闹得吵嚷，经理只好把他们赶走。那些手中提着一袋袋圣诞节冰糖和旧衣服来到这里的白人，也很难从这些愠怒者的口中听到一声“是的先生，谢谢您”。

正是由于十月的冰冻踟蹰不前，十二月的黏稠迟迟不肯离去，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的头三天大大地松一口气。似乎冬季已经耗尽了全部力气，于是元旦那天，气温骤升至华氏六十一度，一夜之间便冰消雪融。一月二日，已经能看到地里露出点点青绿。一月三日，太阳出来了——于是夏德拉克也带着他的绳索和铃铛，孩子气地唱着挽歌走上了街头。

昨天他花了整个晚上观察小小的月亮。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