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的郑州，气温已跌破零度，寒风卷着枯叶掠过街道。但郑东新区龙子湖畔的郑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内，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椭圆形会议桌边，分管城建、人社、教育、财政的副市长与各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郑州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五位专家学者也应邀列席，一场关乎城市未来的“青年安居乐业工程”专题论证会正在热烈进行。

每个人面前都摊着两份文件：一份是市住建局牵头起草的《郑州市青年安居工程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另一份是市人社局提供的《郑州市青年人才发展状况调研报告》。

上午九点整，杨洛准时走进会议室，没有多余寒暄，径直切入主题：“同志们，今天专门研究青年安居工程，理由很简单——青年是城市的未来。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靠的不是冰冷的高楼大厦，而是有活力的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

他翻开调研报告，念出一组扎眼的数据：“过去三年，郑州每年留郑高校毕业生约12万人，但三年后仍留在郑州的不足7万人。流失的主力是硕士以上学历、理工科背景的高层次人才。他们离开的三大原因，排在首位的是房价高，其次是就业机会少、发展空间有限。”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这些数据大家虽早有耳闻，但如此集中地摆在台面上，依旧令人心头一沉。

“更严峻的是横向对比。”杨洛的语气愈发凝重，“中部六省省会中，武汉有‘大学生8折购房’，长沙有‘青年人才驿站’，合肥有‘科创人才公寓’。郑州的人才政策，力度不够大、体系不够全、特色不够鲜明。再不拿出有竞争力的举措，我们在人才争夺战中只会越来越被动。”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刘建国率先汇报实施方案：“杨书记，各位同志，方案的核心思路是‘租购并举、梯度保障、职住平衡’。工程计划分三步走：2025-2026年，开工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5万套、人才公寓2万套；2027年，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3万套、人才公寓1万套；到2028年，累计建成保障性租赁住房10万套、人才公寓5万套，基本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需求。”

“资金从哪里来？”分管财政的副市长陈建华立刻抓住了关键，“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多渠道筹集，绝不能让财政独挑大梁。”刘建国早有准备，“一是市、区两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二是申请发行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三是对接国开行、农发行的政策性贷款；四是鼓励国企、民企参与建设运营，引入社会资本。”

他紧接着报出测算数据：“按当前郑州建安成本，一套60平方米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成本约30万元，5万套就是150亿元。我们计划财政承担30%，专项债40%，银行贷款20%，社会资本10%，分摊到两年，每年需筹集75亿元。”

这个数字让陈建华皱起了眉：“去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52亿元，支出1310亿元，本就是赤字运行。再增加这么大一笔支出，必须精打细算。”

“所以要创新模式，盘活存量。”杨洛接过话头，“我调研过其他城市，有些地方把闲置厂房、办公楼改造成公寓，成本比新建低一半。我们也可以这么做——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方参与，不能只盯着‘盖新房子’。”

“杨书记说得对，青年安居绝不是简单的‘盖房子’。”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明远教授举起手，语气恳切，“这应该是个系统工程，要统筹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交等多个维度。只解决住的问题，不解决发展的问题，青年人才还是留不住。”

他推了推眼镜，分享了团队的调研成果：“在郑州工作的青年，平均通勤时间52分钟，在全国主要城市里偏长。根源就是‘职住分离’——郑东新区、经开区就业机会多，但房价高；中牟、新郑房价低，却没什么好工作。年轻人白天挤地铁上班，晚上赶回去睡觉，每天两三个小时耗在路上，哪还有时间学习、社交、融入城市？”

这番话戳中了要害，杨洛认真记录着：“张教授有什么具体建议？”

“实施‘职住平衡’计划！”张明远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规划图，“在产业园区周边集中建青年社区，实现‘步行上班’或‘短途通勤’。比如航空港区配套物流、跨境电商从业者公寓，经开区建产业工人宿舍，郑东新区打造金融科技人才社区。每个社区都要配齐商业、文体、教育设施，织密15分钟生活圈。”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教授补充道：“还要分层分类满足需求。刚毕业的大学生，需要低租金、有社交空间的公寓；工作三五年的青年，想要小户型商品房或共有产权房；成家的青年，则需要改善型住房。政策不能一刀切。”

会议就此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各部门负责人纷纷亮出举措。

市人社局局长李晓红说：“住房之外，就业支持要跟上。我们计划推出‘青年创业扶持计划’，对在郑创业的青年团队，给予最高50万元无息贷款、三年租金补贴和税收减免；联合重点企业开发见习岗位，见习期间发放生活补贴。”

市教育局局长紧接着表态：“子女教育是青年家庭的心病。我们打算在青年社区配套建设幼儿园、小学，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子女，提供学位保障，不让他们为孩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