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熹微，马佳绍英府邸的后门悄然打开。

这位内务府总管大臣已换下那身显眼的朝服补褂，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藏青色宁绸长衫，外罩玄色马褂，头戴一顶普通瓜皮小帽，打扮得与北京城里常见的殷实商贾或赋闲文人无异。

他对着躬身侍立的小厮低声吩咐：“今日告假，不去衙门。若有人问起，只说身子略有不适，需静养一两日。”

“嗻。”小厮低声应了，垂手退开。

马佳绍英只带了两个最机警可靠的亲随仆从，出了府门，并不乘车轿，而是安步当车，融入清晨渐渐嘈杂起来的街市中。

他此行目的明确，却又需做得隐秘——他要拜访几位如今在民国政府各部任职的“旧同僚”。

这些人物，多是前清进士、部院司官出身，熟谙旧制，又因种种机缘或能力，在新朝中谋得了职位，分布于内务、外交、财政、农商、交通、教育乃至司法各部。

他们虽食民国之禄，但与旧朝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未断绝，对紫禁城内的情形也往往心知肚明，正是探听消息、揣摩上意的绝佳渠道。

马佳绍英今日便要借着叙旧、请益的名义，去摸一摸民国政府对“土地清丈”这盘大棋，到底下了多少决心，棋路又是如何。

第一站，是位于西城一条僻静胡同里的宅子，主人姓沈，原在户部福建司任主事。

如今在民国财政部赋税司任佥事，正是经手田赋政策的要害职位。

马佳绍英以“偶得前朝户部旧档数卷，内有福建漕粮细目不明，特来请教”为名递了帖子。

沈佥事很快迎了出来，对于这位昔日上官的到访，既惊讶又透着几分谨慎的恭敬。

书房落座，寒暄过后，话题自然引到时政。

马佳绍英状似无意地感叹：“项城总统（袁世凯）锐意革新，百废待兴，听说这整理全国田赋、推行土地清丈，乃是重中之重？不知比之前朝，有何新意？”

沈佥事捧起茶盏，斟酌道：“绍翁明鉴。新政府确将此事视作财源根本。与前朝最大的不同，在于‘确权’与‘统税’。”

“清丈不仅是勘明田亩数量，更要厘清土地所有权归属，颁发新式土地所有权状，以绝争端。”

“税制上，力求化繁为简，将从前种种附加、耗羡尽可能归并，按清丈后的地亩等级、估定地价，统一税率征收。”

目标清晰：“便是要摸清家底，增加中央直接税收。”

“哦？推行起来，想必不易吧？各地情形千差万别。”马佳绍英关切地问。

“正是！”沈佥事压低声音，“阻力巨大。

地方士绅、旧有胥吏，乃至拥有大量田产的寺庙、宗族，无不抵触。

因此，总统府和财政部意思很明确，先从基础较好、便于控制的直隶等地试点，做出样板，再逐步推开。

“天津的试点，便是关键中的关键。”

第二站，马佳绍英来到了位于东堂子胡同附近的一所宅院，拜访一位在农商部矿政司任职的旧识李主事。

此人曾随考察团去过奉天、吉林，对关外情形有些了解。

话题从关外矿产自然引到土地。

李主事聊得兴起，透露道：“绍翁，不瞒您说，上头对东三省的土地清丈，心思尤为复杂。”

“一则，日俄两国在彼处势力盘根错节，许多土地权属牵扯洋人，清丈恐引发外交纠纷；二则，东北各省地方将领，自身便是大地主，其态度暖昧；三则，关外荒地甚多，如何利用，总统府是有大想法的。”

“大想法？”马佳绍英适时表现出兴趣。

“移民实边，巩固疆圉。”

李主事用手指蘸了茶水，在桌面上画了个粗略的关外轮廓，“内地人满为患，灾荒频仍，流民四起。”

“若能借清丈之机，将大量官有、公有乃至部分清理出的私占荒地，以优惠条件招揽内地农民垦殖，既可安插流民，缓解内地压力，又能充实边疆人口，增强国力，对抗日俄渗透。”

“这比单纯增加些田赋，意义更大。所以，关外的清丈，‘开荒’与‘清丈’恐怕要并重。”

“虽有想法，却行动艰难！”

“确实……不说地方各方阻力，就说这中央政府总统的权力还是掌控不了东北的地方。”马佳绍英对此更是颔首默认。

午后，马佳绍英又设法约见了一位在总统府政务厅担任秘书职务的前下属，此人身处机要，消息更为灵通。

在一家茶楼的雅间里，对方谨慎地透露：“绍公，天津试点的清丈成果，总统是亲自过问的。”

“其成效显着，田赋增收预期可观，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一批借旧朝册籍混乱而隐匿田产、抗纳钱粮的地方豪强，中央政令在直隶的通行顺畅了不少。”

“袁大总统对此是满意的，认为此法可行，应加快推行步伐。”

“只是，”秘书话锋一转，“袁总统也深知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对紫禁城方面在关外的那些‘旧产’，颇为留意。”

袁大总统一方面希望借助皇室的影响力减少阻力，顺利推进关外清丈与垦殖大计；

另一方面，也须顾及优待条件与社会观瞻，不宜操之过急，引发不必要的动荡。

“分寸的拿捏，最为关键。”

“听说内务府近来也有所动作？”他说到此，意味深长地看了马佳绍英一眼。

马佳绍英心中一震，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含糊应道：“内务府不过是整理旧档，例行公事罢了。一切自然遵照民国法令与优待精神。”

辞别了这位秘书，日头已西斜。

马佳绍英走在回府的路